科技创新发展的理论进程概述

对我国来说，历史上没有哪个时期的政府、企业以及学者，像当今对科技创新如此重视。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完善科技创新体系，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我国经济与社会的重要实践需求迫切需要对科技与创新理论、方法与实践的进展进行全面了解，这一背景下回顾科技、创新、科技园区等研究领域的学术成果，对引导我国未来科技创新研究以及支撑相关政策与规划具有重要意义。

1.熊彼特主义

1912年，年仅29岁的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发表《经济发展理论》一书，提出“创新”及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他指出，创新就是建立一种全新的生产函数，把一种从没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1]。熊彼特的创新理论突破了西方传统经济学仅从人口、资本、工资、利润、地租等经济变量在数量上的增长来认知经济发展，通过分析技术进步和制度变革在提高生产力过程中的作用，揭示了创新活动所引起的生产力变动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推动作用。但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一开始并未引起人们的重视。

1950年熊彼特去世，恰逢20世纪50年代以微电子技术为主导的新技术革命蓬勃兴起，各种技术创新和科技革命推动了经济的增长，创新作用的日益突出使得经济学家无法继续对技术进步这类问题保持漠视。索洛（Slow）等令人信服地证明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3]，他通过对美国1909-1949年间私营非农业经济的劳动生产率发展情况进行实证分析，发展这段时间内每人每小时的总产出（GNP）翻了一番，其中技术进步贡献占87.5%，其余12.5%是靠资本投入量。据此，索洛提出技术创新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和基本因素，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技术进步愈发重要。其技术进步包括机器设备的改进与人的知识技术水平的提高综合的主张，为维护主流派的地位立下了汗马功劳。

2.新熊彼特主义

至20世纪60年代初，理论界重新对熊彼特的创新理论给予关注，形成了“新熊彼特主义”（NS）[2]。新熊彼特主义把熊彼特创新理论发展为两个分支，一个是以门施（G.Mensch）为代表的技术创新经济学，着重探讨科学技术的革新、进化、演变和优化对区域经济、制度、社会的影响；另一个是以弗里曼（Christopher Freeman）、纳尔逊（Richard R. Nelson）为代表的制度创新经济学，着重研究国家导向及区域策略对产业和整体经济社会产生的影响。从本质上讲，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是交互的，制度创新为技术创新以及经济增长提供激励和秩序，技术创新为制度创新提供基础和工具。

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爆发后，西方工业国家经济一落千丈，与此同时日本经济快速增长，以韩国、中国台湾为首的东亚国家和地区在一些尖端技术方面不断突破，带来了经济的繁荣发展。这些现象引起各国学者广泛关注，相关研究、报告、论文、政策大量涌现。1987年，弗里曼使用“国家创新系统”一词解释日本的成功经验，1993年纳尔逊主编的《国家创新系统：比较分析》对15个国家的创新系统进行了分析比较，并把这种强调国家技术创新能力的观念称为“技术国家主义精神”[3]，提出一个国家的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是其竞争力的主要来源，这种能力是体现在国家意义上的，也可以通过国家行为来建设和发展。国家创新系统理论侧重分析技术创新与国家经济发展实绩之间的关系，将创新作为国家变革和发展的关键动力系统。

3.区域

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全球化的发展，经济意义上的“国家状态”日益让位于“区域状态”。区域成了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利益体，关键的商业联系集中于区域范围内。当创新系统研究发展到区域创新阶段，已经开始与产业集群的研究结合起来了。

上世纪中叶，形成了世界上第一个也是目前最大的科技园区之一——美国硅谷。硅谷以其特有的空间形态和组织结构协调现代科技和社会经济发展，揭开了城市发展史的一个新篇章。硅谷的成功引得世界多国和地区纷纷效仿，其中较为有名的包括美国波士顿128号公路技术园、剑桥科学园、欧洲法兰西科学城，以及亚洲的新加坡科学园、日本筑波科学城等，而其中不少园区都是在90年代左右步入成熟阶段，我国也基本是在20世纪8、90年代开始大力促进科技园区发展的。迄今为止，科技园区的名称并未统一，但究其本质，科技园区的核心是以科学技术为生产力，依托方便开展生产的基础设施和管理体制，将科研活动与创新驱动有机串联，编织成一个完整的网络体系，并作为提升区域及国家经济发展的强力引擎。科技园区是一个国家科学研究和知识生产的重要源泉,也是提升国家科技创新能力的重要载体。在全球知识经济背景下,国际上广泛地把高科技园区作为集聚创新资源、推动产业发展的重要战略平台与空间载体。

4.场域、三螺旋与生态系统

“场域理论”最早由法国人类学、社会学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提出，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引起了我国社会学者的注意。“场域”最重要的特征是能够有效展现社会空间的内部结构及其相互影响的关系，物理性的联系在不同的空间时点形成了有机体系。由多种元素构成的“场域”在遵循各自独有的运转逻辑的同时，场域之内还起到了一定的联系和协调作用，皮埃尔·布尔迪厄将之间的逻辑关系和运行机制比喻为“游戏”，场域内各要素以“游戏者”角色参照“游戏”规则成长壮大，“游戏者”根据其能够支配的资源要素，与其他场域发生相互作用时，能够自发推算出对应的策略从未进行针对自身的优化，这个过程依赖的是场域内部的相互作用力和影响机制。

三螺旋理论（triple helix model）也称TH理论，是美国学者享利•埃茨科维兹（Henry Erzkowit）在深入研究斯坦福大学—硅谷科技园、麻省理工学院—波士顿128号公路高技术园区等创新奇迹的基础上提出的。三螺旋理论不仅关注“产”“学（研）”之间的合作，更加重视政府等其他创新主体的作用，旨在强调大学、产业、政府三方在创新过程中密切合作、相互作用，形成三种力量相互交叉影响、螺旋上升的“三重螺旋”的新关系，促进“官产学”整体协同创新，提高区域创新效率。三螺旋理论的提出从理论基础、创新主体、合作模式和创新机制上都很好地弥补了传统“产学研”合作理论的缺陷与不足，极大地促进了现代“产学研”理论的发展。

Moore首次提出生态系统概念，在此基础上，Adner[4]认为，协同机制是创新生态系统的本质，在协同机制的作用下实现各创新主体之间的合作联系,具体来说，生态化创新发展是指在一定创新环境下，创新主体间通过物质、能量及信息的有序流动而相互作用构成的有机统一整体[5]。近几年学者对生态化发展影响要素进行了大量研究，赵建军、李福华[6]从创新、创业环境、孵化器体系以及产业集群的组织结构层面进行生态学解析，提出了高新区演进机制及主要影响因素；娄美珍、俞国方[7]从企业、经济园区和区域3个层面的影响因素分析生态产业的构建。还有部分学者从科技园区的中观层面上进行生态化研究，李煜华等[8]从共生角度提出创新生态系统 下科技园区主体间协同创新的影响因素及策略建议；姜彩楼、查颖[9]基于Malqmquist指数对52个国家级高新区技术进行分解测度，并采用后向逐步回归方法提炼出关键要素，认为资本推进战略对全要素生产率改善起到了抑制作用，而资本深化起到了推动作用；谢子远[10]指出科技活动支出强度、技术产品进出口公司密度、孵化器密度、专业技术服务公司密度、创业资金及担保资金投入强度、基础设施建设等关键要素对高新区技术创新有正相关关系，金融机构密度、低水平产业集群度等影响要素对高新区技术创新有负相关关系。

5.综合新熊彼特主义

2006年，汉施（Horst Hanush）和皮卡（Andreas Pyka）提出了综合新熊彼特经济学（CNSE）。他们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新熊彼特学派在研究上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弱点，那就是没有提供一个经济发展的综合理论，绝大部分研究都认为技术创新所推进的产业动态和经济增长就是经济发展，但是忽略了一个最基本的问题，那就是创新活动和产业发展都不可能发生在真空之中。汉施和皮卡着重强调新熊彼特经济学应当实现协同演化分析的转向，并提出了一个面向未来不确定性的三轴心发展模式：产业部门、公共部门和金融部门所构成的系统置于未来导向且充满不确定性的环境之中，创新不仅发生在每一个系统内部，而且在动力和环境上也与其他部门相关，这种相互间的共生演化共同构成了经济发展，三者的交织是相互依赖的，三者间的关系使得整个社会经济系统以一种非决定论的、协同演化的方式展开。

结语

约瑟夫·阿罗斯·熊彼特凭借“创造性毁灭”理论成为20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如今，虽然距离熊彼特创新理论的提出已有一个世纪的历史，但许多国家在历史上没有像当今时代一样，将科技与创新作为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1983年5月23日，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在《福布斯》发表《现代预言家：是熊彼特还是凯恩斯？》中写道：凯恩斯和熊彼特重演了西方历史上最著名哲学家的对抗，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没人比凯恩斯更有才气，而熊彼特则表现得平淡无奇，但他有智慧。聪明赢得一时，而智慧天长地久。熊彼特一开始就宣称，经济学的中心问题不是均衡而是结构性变化。熊彼特由此引出了关于创新是经济学真正主题的著名原理。

参考文献：

[1] 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73-74.

[2] HORST HANUSCH, ANDREAS PYKA. Principles of NeoSchumpeterian Economics[J].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7,31(2):275-289.

[3] 柳卸林．技术创新经济学[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

[4] ADNERR. Match your innovation strategy to your innovation ecosystem[J].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2006,84(4):98-107.

[5] 刘志春，陈向东．科技园区创新生态系统与创新效率关系研究[J]．科研管理, 2015,36(2):26-31.

[6] 赵建军，李福华．生态关系视角下国家高新区的演进机制与发展路径[J]．人文地理, 2013(6):98-104.

[7] 娄美珍，俞国方．产业生态系统理论及其应用研究[J]．当代财经, 2009(1)：116-122.

[8] 李煜华，武晓锋，胡瑶瑛．共生视角下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生态系统协同创新策略分析[J]．科技进步与对策, 2014,31(2):47-50.

[9] 姜彩楼，查颖．自主研发对中国工业能源效率的影响研究[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5(11):82-87.

[10] 谢子远．国家高新区技术创新效率关键要素研究[J]．科研管理, 2011,32(11): 52-58.